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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必须要由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价格信号才会起作用。

这些措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外企与中国做生意的吸引力，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或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或遏制，有利于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引入和创新，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扩大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不断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公平、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这需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历史视野、实践探索和理论高度三个维度来得到答案，同时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有一般均衡分析系统思维的综合治理理念和全局观念，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开放也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有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的勇气和决心，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经济规律，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全方位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以上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有效对策。第一，发展驱动的创新度。政府的恰当定位是根本的，是自变量，而市场是否有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变量。

改善外部环境，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加入WTO，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比，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实现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还是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都要从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来综合考量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和改革治理的问题，因而需要采用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从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个维度来分析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联动影响、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政策调整的叠加共振放大效应以及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交通领域，要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科学院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等项目，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能源技术革命推进能源革命。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将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多能互补、高效利用、智能化管理的低碳能源体系，并带动我国能源相关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有益探索。第四，氢能技术、先进安全核能技 术 、 二 氧 化 碳 捕 集 利 用 与 封 存（CCUS）技术等要协同共进，突破储能、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经济的能源体系。

我国应加快部署低碳领域的国际前沿技术研究，提升我国在低碳环保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储备，应当加强技术集成耦合创新，注重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而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不仅要替代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电、氢及其载体(如氨)可能成为新的能源组成，构成全新的能源体系。

工业领域，要发展原料、燃料替代和工艺革新技术，推动钢铁、水泥、有色、化石等高碳产业生产工艺流程零碳再造。因此，为了减少化石能源碳排放，我国对相关技术进行了大量研发、创新和应用。科技部依托重点研究计划，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研究，未来还将启动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纵观世界历史，每次能源革命都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由发明某种动力机械带动对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甚至引发工业革命。

建筑领域，要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进程。2020年，我国能源活动中，化石能源活动占56.8%，排放的碳占比很大。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等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处于全球前列，应发挥新能源产业链优势，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新能源项目合作。

我们在国内改革中要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也应遵循这样的基本规律和原则。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竞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发达经济体超宽松政策效应溢出等一系列重大外部风险。同时，中国应开拓第三方市场经济合作这样一个更为包容、平等、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方式，也相对较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在知识产权保护层面，应立足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逐步对接CPTPP为代表的更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通过两个或多个国家与包括政府、跨国公司和多边组织等在内的第三方开展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合作的模式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尽管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依然是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对中国而言，这恐怕是一场比半导体更重要的竞赛，因为可极大避免能源短板和发动机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度型开放 新发展格局 。

中国需要努力寻找不同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透明度，以此增加相互信任，构建面向未来的更高水平国际循环。民营企业主要是靠赢得市场竞争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对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更加敏感，更趋向于将资本投入到边际生产率高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它们在运用创新规律方面更具活力和优势。

在政府补贴领域，应遵循《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逐步推动从专向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的过渡。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世界各国纷纷重新审视自身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地化、多元化建设正成为各国进行产业再布局的重点考量，加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脱钩和对特定企业的所谓制裁等，使得中国深度嵌入并曾受益其中的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受直接冲击。

当下世界能源结构正从碳能源轨道向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再生能源切换，加快建设光伏、特高压、新能源三位一体系统，是中国突破围堵或遏制的重大战略突围点，分别对应着新能源发电、能源传输和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些都是今后乃至世界能源体系的根本性发展方向。通过加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来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以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除了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改革和管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挖掘内部需求潜力外，还要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深化高层次国际经济合作，为构建高质量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的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因此，应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深入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跨国公司、多边组织合作，从而凝聚形成激励相容的利益共同体。在国有企业方面，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规则体系。另一方面，对内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等领域的新型规则设计。

当前，世界各国围绕全球经贸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新冠疫情又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同时新技术革命也推动新领域的规则、标准不断出台，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深化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参与乃至引领相关领域更高标准的全球性经贸和投资规则设计、调整的过程中，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促进、倒逼国内经济改革深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商品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响应数字技术变革和新能源变革趋势，更换赛道，面向世界拓展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经济合作机遇空间，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新能源革命方兴未艾。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世界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动力。

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达了积极态度。其中，关于三零目标的实现尽管在短期内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

应用科技创新更多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近期，英国已加入了CPTPP的缔约谈判，而中国与CPTPP缔约国中的多国同是RCEP成员国，或签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应发挥好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并且，能源低碳发展的新革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是今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有效能源的根本发展方向。不过，各国在数字治理规则、数据安全等方面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

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太平洋15国经过平等协商和专业谈判，达成了一份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标志着与欧洲、北美三足鼎立的东亚太平洋贸易一体化板块的形成，为发展WTO规则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合作应成为当前中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内容。

新冠疫情长期化背景之下，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在线医疗、在线学习、线上消费等方面均得到深度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一方面，对外要加速与国际更高标准经贸和投资规则体系的对接。

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今年以来快速上升，使得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成本激增，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受到明显冲击。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